“中国权重”举足轻重，但 “速度优势”正面临成本上升压力

随着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越来越受到全球瞩目。

第一财经研究院在2018年博鳌论坛期间推出了《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以中国为基准点，追踪和比较本世纪以来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19个制造业分类基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变化。

这是全球第一份覆盖主要经济体和主要细分行业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报告，全面评估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版图中的实力崛起和变迁趋势。

报告将“竞争力”定义为生产单位价值产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资本和劳动力)，其成本越低，竞争力就越强。

报告通过测算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主要制造业行业生产每个单位实际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义劳动成本，也就是单位劳动力成本(ULC)，从而去揭示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格局的变化。

报告显示，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 “中国权重”至关重要。

根据一财研究院的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产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国，随后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国。截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达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从8.5%提高到了30.9%。

巨大的市场份额不仅意味着规模带来的独特竞争优势，即所谓的“中国权重”，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

估算“中国权重”2000-2016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CIP/ChinaKLEMS

若以金融危机前后来区分“中国权重”，从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长，其中60%来自就业增长的贡献，中国不仅是全球就业增长的唯一源泉，还补偿了其他经济体就业的净减少。在2000-2008年，中国大规模就业增长将全球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总额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业平均劳动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后危机时代，全球制造业增速从危机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国的贡献大致维持在危机前的水平，动力来源从就业增长切换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平均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显著高于劳动力生产率，全球制造业劳动报酬总额及平均劳动成本因中国的加入分别由危机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转变成危机后年平均上升2.3%和1.8%。

而在“中国权重”的影响方面，报告称，“中国权重”一方面使得中国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争得全球范围内产品市场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议价权，另一方面，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相辅相成，加快了标准零部件成本下降，进而是组装和整机成本的下降。这不但鼓励了最终消费，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处于技术高端领域经济体的生产和研发成本，因而推动了技术进步。

从制造业的细分行业影响力来看， 引领“中国速度”的是汽车制造业， 在整个2000-2016年期间该部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5%，紧随其后的是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

此外，在6个全球产出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中，中国劳动生产率向世界技术前沿(美国)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美元)

及分时期年复合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以2010年美元计算，按照2016年水平排序)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CIP/ChinaKLEMS

对此，一财研究院也提出了相关建议，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中国权重”而被强化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速度优势”，正面对日益上升的成本压力。

报告称，在过去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间由追求治理政绩所激励的GDP竞赛，导致各个地区不遗余力地通过压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种补贴方式招商引资，环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计入。在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条件下，加上得益于信息技术时代的制造技术条件，“中国权重”将这个效果迅速地不断地放大，使中国制造业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了超高速度增长。危机后，高投资、高杠杆、低估环境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无疑，这种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从供给端全面解决过往增长模式的弊端，虽然初见成效，但依旧任重道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环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额计入，加之劳动力供给短缺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弥补这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会快速下滑。

推出该报告的第一财经研究院/智库是第一财经旗下的非营利独立智库研究机构，其宗旨为“致力改善经济政策”，出品年度旗舰报告、全球与中国宏观/市场分析(季报、月报、周报)，以及指数和排名等系列产品。智库以全球化的国际视野，基于事实和数据的独立研究和分析，提供创新的可实施政策方案和建议，以提高中国经济政策的质量和透明度，并推动有效而公平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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